10月8日，当中国大多数的上班族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时，被视为“美国进取心象征”的纽约新世贸大楼却蒙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美国制造业联盟指陈，这座正在建设的大楼，其装饰主楼1层至20层所需的防爆玻璃的生产合同，在今年年初被一家中国公司夺得，而非出价更高的美国公司。 

　　当天，该联盟在给美国贸易官员的信中称，中国政府支出数十亿美元补贴玻璃行业的能耗成本，并要求贸易官员解决这一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当前，由于贸易‘蛋糕’的缩小，部分经济体开始借反倾销、‘特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受访的权威人士指出。近年来，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欧盟、美国等经济体在对华贸易上一直保持巨额逆差，在对外贸易政策上选择了日趋强硬的态度。

　　“当前的贸易摩擦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现在甚至已经到了贸易战的边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对本刊表示，“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激化，将对世界经济复苏形成极大掣肘；如果贸易战集中爆发，还有可能产生更加恶劣的影响。”

　　“在贸易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首席专家程大为在受访时指出，金融危机引起的各国重新调整本国的发展模式，可能成为贸易战集中爆发的契机。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扩大化的日趋明朗，中国一定要强硬起来，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同时积极争取欧美等国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加公平的贸易环境。

　　“特保案”跟风效应凸显

　　美国对华贸易的“大棒”挥向中国玻璃，只是近期欧美国家对华借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一个“缩影”。

　　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13日报道,近期，国营印度钢铁公司和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印度安赛乐米塔尔均表示，中国的钢铁出口猛增将打压国际钢铁价格。业内专家认为，这或许是印度对我国钢铁出口采取贸易保护手段的前奏。此前的9月25日，在中国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下，印度轮胎工业协会刚刚撤销对我国乘用轮胎发起的调查申请。

　　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欧盟。9月下旬，欧盟在一天之内宣布对中国无缝钢管和铝箔的两起正式反倾销决定。眼下，欧盟即将对中国皮鞋作出反倾销复审决定。路透社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欧盟委员会很可能在10月下旬正式建议对中国皮鞋的反倾销税再延长2年，一名欧盟官员形容说，这将是欧洲版的“轮胎特保案”，欧盟地区“几乎所有行业”都提交了要求对中国商品加征保护性关税的申请。

　　今年9月份以来，除了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阿根廷、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中国产品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涉及氯甲烷、离心泵、螺杆压缩机、皮下注射器等多种商品。

　　对此，宋泓表示，“特保案”的发生最令他担心的是，“美国开了个坏头，其他国家群起效之。”因为和普通的WTO保障机制相比，“特保”是专门针对我国的，不具有其他WTO保障措施的非歧视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这一规定的实施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和反倾销、反补贴相比，“特保”更加“简单易行”。程大为告诉本刊记者，“反倾销必须有一个法律的认定程序，比如价格方面就必须认定产品在出口的时候是低于国内的。但是‘特保’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其认定更加宽泛。以轮胎为例，只有轮胎商才能发起反倾销诉讼，但是，‘特保案’提起诉讼的主体则更加宽泛，连工人都可以提起诉讼。‘特保’比反倾销、反补贴的杀伤力更强。”

　　种种迹象显示，宋泓的担心正在成为现实。

　　中国除了利用法律、外交等方式强烈回应，以确保中国企业更加公平的贸易环境外，9月27日，商务部应国内肉鸡产业申请，宣布自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肉鸡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摩擦扩大化之虞

　　受访专家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个角度，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中，经济原因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经济形势有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当全球经济形势好时，贸易保护主义就少；反之，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增多。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的“蛋糕”缩小，各国间的利益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以后，各国对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模式的调节。程大为表示，一方面，从经济增长模式来看，美国试图改变危机前进口过多、储蓄严重不足的现实；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上，为了帮助经济回暖，欧美各国会扶植国内某种产业的发展，而这种需要扶植的产业则很容易成为其实施贸易保护的行业。 

　　“中国当前频受贸易保护主义困扰，一方面固然和当前的经济形势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成长和崛起的接纳准备还没有做好，对中国仍存担忧”，宋泓表示。

　　以欧盟为例，近年来，由于欧盟在对华贸易上一直保持巨额逆差，其对华不满情绪有所上升。以欧盟委员会2006年10月发布的全球化战略文件为标志，欧盟日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主张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反映在贸易上，就是欧盟近年来对华贸易政策态度的日趋强硬。

　　另外，欧盟至今不肯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其在作出反倾销决定过程中，通常会以某个国家为替代国，以衡量中国产品是否以低于国内价格或成本价格向欧盟市场倾销，使得中国企业更容易受到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攻击。以紧固件一案为例，欧盟以印度作为替代国，但参考的却是高端的汽车紧固件，而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多是低端紧固件产品，价格本来就应该更低。

　　“历史上贸易战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并不隐性。”程大为表示，自中国加入WTO以后，从汽车零部件到知识产权，再至钢铁，中国一直都是被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目前大家关心的是贸易战会不会集中爆发。”

　　程大为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在一段时期内会成为常态，“贸易战可能几年以后才能见分晓。”原因在于，其一，美欧各国推行贸易保护，和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等战略目标相关，而战略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其二，贸易保护本身有个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过程。比如从货物轮胎扩大到移民问题、服务贸易问题等，其间存在一个潜在的波动期。

　　宋泓认为，贸易摩擦极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目前已经到了贸易战的边缘。“大规模的贸易战将极大程度地冲击世界贸易秩序”。

　　历史上，最典型的贸易大战发生在“大萧条”时期。1929年，随着大危机的到来，美国国内要求提高关税的呼声空前高涨。次年6月，诞生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增加了890种商品的进口税率。

　　随后，各国纷纷推行报复性措施，一场声势浩大的贸易战打响。接下来，道琼斯指数大幅缩水，英镑、美元贬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全面大萧条，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比例高达20%～50%之间。由此造成极端民族主义抬头。

　　宋泓数次向本刊强调，“当前世界的贸易关系处理一定要谨慎。”

       强硬态度争取公平待遇

　　“该强硬时就要强硬，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要更加理直气壮。”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呼吁。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行为，但是，如果别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而中国却不反击，那么吃亏的就只能是中国。”宋泓认为，当前，一定要让个别国家为贸易保护主义付出代价，“一方面我们要有克制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也要采取一些有力的反制措施。从而使各国都感觉到代价，并进而克制起来。”

　　在具体操作上，专家们建议： 

　　其一，利用WTO，争取更多的平等待遇，尤其要积极争取欧美等经济体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使我企业早日摆脱在反倾销调查中经常处于不利境地的情况。

　　针对部分经济体滥用反倾销规则的做法，中国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更加积极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

　　其二，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企业，政府和其他相关利益部门都应联合起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张燕生表示。

　　对此，程大为结合WTO研究实务分析，应该从多个角度，综合处理。以应对“特保”为例，中国动用了WTO法制程序、高层外交、以及报复性努力等多种方式。

　　“目前，我国在运用WTO规则来处理贸易争端方面已经不存在法律、技术的问题。问题在于，中国个别行业规范较差，互相竞价，比如，在轮胎特保案中，就有企业通过压价获得国外市场。”程大为认为，这种对外贸易的不统一，使一些国家有把柄可寻。

　　程大为还向本刊记者介绍了日本较少发生贸易战的原因，“日本通过行业协会来搜集国外的信息，一旦有国家对某些产业进行贸易保护之类的行动，行业协会一方面到企业间进行游说，另一方面去对方国家做工作，较早地阻止贸易保护向更严重的方向蔓延。”

　　其三，对国内进行产业调整，并建立出口协调机制。

　　“当前，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中低档产品，而中低档产品在世界上又严重过剩；另外，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又确实非常强”，张燕生认为，我国不仅要对国内产业进行调整，还要建立出口协调机制，包括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出口产品和价格的调整等。

　　宋泓建议，中国应该在外交策略上有更加长远的考虑，“特别是一些跟我国经济密切的贸易伙伴，应该有更好、更长远的交流，并且不仅是经济，也要有外交、人员、文化、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增加互相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贸易争端。”